三国杀人物|三国杀一将成名扩充包

關于窮搬家的說法

窮搬家,富挪墳。
 
如果有什么機構要評“搬家”的典型,我們家肯定入選,也許還會取得不錯的名次。
 
我童年、少年時代最深的記憶是搬家,最說不清的事兒還是深圳搬家。由于搬家太勤的緣故,對住過的許多地方記憶也不深。
 
攬軍屯、華興胡同不算,從大東區小東路生產里5號、大東路華家里9號、草倉路廣大里6號、大東路依眾里7號、小東路育英里2號,到從小津橋路一棟還沒掛門牌號的小樓底層下鄉,我記憶中就先后搬了6次家。這還不包括到北票和朝陽以后的6次。6次搬家,每次都沒超過兩年,沒等住熱乎就又搬走了。我只記得,每搬一次家,我就長那么一兩歲,搬完6次家,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學齡前兒童,長成了20歲的小伙子。
 
一位挺有名氣、我挺崇拜的大人物曾告誡過:“不要到舊宅去,不要問舊宅的變遷,不要問下一次搬向何方,不要把舊宅串在一起回憶……不許。”可是,我擋不住舊宅的誘惑,我攏不住懷舊的閘門。
 
我還是要回憶舊宅,說說在沈陽的幾次搬家。
 
 
 
1955年,家由皇姑區的華興胡同搬到大東區小東路三段生產里5號。搬家原因是父親的工地大多數在大東區。
 
那是一大間倒座子房(倒座子是對一種民宅建筑形式的稱呼。這種房子也是東西向的正房,不過是窗戶開在南面,門在北面,所以叫倒座子)。南窗外是馬路,馬路比屋里高,站在外面往里看,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在住過的幾個地方里,我對這兒的印象最深。院子好大好大,三面有房,院子西邊有片不大的開闊地,我們一群孩子常常聚在一起騎馬殺仗,差不多每次都是玩到天擦黑,被大人們喊回家去才肯罷休。
 
院門開在西南角,其實沒有門。從門口出去,往西不遠就上了小什字街的大道。路西是個煤場,路東有幾家賣熟食的。小什字街是東通中街,西達東陵的通衢大道,也連接著我兒時的憧憬和希望。
 
在院門和西街口之間有條小胡同,可以直通小什字街。胡同小,小得小小的我都嫌窄,兩個大人對面走得側著身子。走出小胡同就是一片大天地,小胡同外面,有醫院、商店、新華書店……有一兩片平平的臺階,是我們打“啪嘰”的小小戰埸。那年夏天,我上了小學,能記得起的、叫得出名的、有數的一些同學都散居在這兒的周圍。
 
父親只買過一次花,一盆從盛夏到老秋每天都有花兒可看的枝繁葉茂的扶桑。花冠足有一米多,花兒不香,但能吃,吮吸花蕊,有一股奇異的甜味兒。可惜每朵花兒才開一天就凋謝了,使你天天能體會到好花不常開的酸楚。要看花,有個極好的去處,出門經小什字街往南不遠就是萬泉公園。節假日,特別是一放了暑假,我們簡直就長在里面。那兒是孩子們的天堂,真正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地方。萬泉公園早己改名叫沈陽動物園,成年后去過一趟,發現那兒竟是那么小,那么丑,真令人難以相信那兒曾經裝過我童年那么多的歡樂。
 
后來,二姨一家從新民縣搬來,沒有房子住,父親把這間房子讓給他們住,我們就搬出了這里。二姨一家在這兒住了40多年,只不過,現在生產里的老房子沒了,老院子沒了,連小什字街周圍的老房子都一間也沒了,房子早己被改造,替代它們的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
 
搬去的地方歸大東路,門牌是華家里9號,還是個倒座子。記憶猶新的是門口那對石獅子,好像前后還有兩三個大戶人家。對院子里的住戶早己沒了任何印象,只記得房西頭住的那家好像是個小爐匠。小爐匠鑲著大金牙,此人特別“革命”,向上邊告密,說我們偷拿公家的木料打家具。一個姓佟的警察到家來查看,房產局管人事的王樹森還找父親談過話。父親“叭”把兜子一摔:“不干了!信不著我。”
 
多虧父親辦事有根兒,連買鑼絲釘都有發貨票,不然還真讓他們算計了。母親從一個原來裝藥的方方的鐵盒里拿出一打發貨票讓來人檢驗時得意的神情,就好像地下黨在對付壞蛋的搜查,那種神情我在電影里看到過好多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父親那次打的立柜到現在我還有印象,全是紅松料,樣子不太好看,但是很實用。這立柜一直跟我們坐火車下了鄉,在鄉下呆了五年,又跟父親坐火車回到沈陽(反正運費都是公家掏),為我們家服務了30多年。
 
在華家里時,母親到小河沿房產局的木材廠工作,用一種土和上水泥,摻上木屑做門窗框。這工作難度不算大,但是燒手,母親的手總是僵僵巴巴,裂著嚇人的口子。
 
為了復仇,我把“大金牙”放在外面的鐵鉗子、鐵鉤子啥的給拿出去換了糖球吃。“大金牙”少了家什,干活缺手,我很得意。有人認為那是偷,我卻不那樣認為,我說那叫復仇,復仇就是革命。革命是不能用“偷”字的。
 
在華家里住的時間不長。那個冬天特別冷,地被凍得盡是大裂縫,能漏進腳丫子。胡同里堆滿了積雪,雪堆有一人多高,我還吃力地爬上去玩過。路邊,間或還有幾個雪人呲牙咧嘴地擋著行人的去路。好在那時沈陽人口少,繞繞也就過去了,并沒顯得怎么擠,也沒聽說誰因為躲雪人而撞車打架。我真為家門口那幾個雪人慶幸,要是擱在眼巴前的沈陽,人滿為患,還會有它們呆的地方。
 
 
 
從華家里搬出,到了草倉路廣大里6號。這地方很難找,從原來住的地方要經過小什字街,經過北面的3505工廠,再拐幾個彎才能到。其實,那地方也好找,就在大北邊門沈陽市第五中學的大墻后面。廣大里名符其實,比原來的地方寬敞,院子也大,但在我的印象中總是感到那里很凄涼,很空曠,孩子們從不在院子里玩。
 
西屋住的那個老婆有兩個老頭,他們家時常有故事發生,老婆子到房產局要房,還當著大伙的面兒脫過褲子,好像她的臉皮就長在褲襠里。那趟門房中間,住著個年輕的女瘋子。瘋子平時并不瘋,只有犯病時才用刀砍著窗戶框大吵大鬧,連她媽媽送飯都不敢住跟前去。這女人是因為失戀才神經失常的,最愛和我們男孩子玩。我們最經常的游戲是在五中寬寬平平的圍墻上玩,跑來跑去,和護校的學生打游擊。一次,我險些被護校的學生逮了去,是瘋子把我從危難中搶了回來,使我免除了一場羞辱。從此,我不知怎地對她有些可憐了。
 
在這兒住的時候,是母親的工作變化較多的時期。先是跟聞久揚到現場干活,又經劉炳田推薦在公社第四管區當了文教主任。大躍進已經開始,沈陽“小院變大院,大院變花園”,忽然覺得生活的空間好像變大了。我們在原來就顯得空曠的院子中央修了一個圓圓的、大大的花壇,栽上了許多不知名的花兒、草兒。秋天,花兒開了,滿院子人聚攏在一起俯身低頭去聞胭粉豆(學名草茉莉)淡淡的花香,體會深圳螞蟻搬家公司帶給普通老百姓的實惠。
 
然而,時間不長,花兒謝了,園子荒了,“大院變小院,小院變茅樓(廁所)”,從院子的大小上體現出來的大躍進并沒給老百姓帶來什么實惠。
 
家又搬到依眾里。
 
在依眾里,我們家渡過了后來被中央領導同志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1961年。1961年,人們在大躍進后的三年困難的背景下生活,舉步維艱。人們騎著自行車到幾十里外的八家子去撿干在地里的白菜幫、白菜葉,有人在地頭等著過秤,10元1斤。從關內涌進來大批盲流,更增加了沈陽人民的生活壓力。車站上,那些面目憔悴、衣衫襤褸的難民搶人們手里的東西吃,搶到手里,邊跑邊向食物上吐口水,直到你嫌臟放棄,才躲到一邊狼吞虎咽地把東西消滅掉。
 
能吃的,全被人們吃下肚去;不能吃的,也吃下肚去。饑餓使人們失去了一切尊嚴,失去了理想。能活下去成了人們最美好的愿望。
 
尋找代食品,是當時最偉大的發明創造。
 
我記得,看過也吃過一種叫做小球藻的東西。那是由池子里的綠水培養出來的綠色的藻類,粘乎乎的,能吃,沒啥味道,據說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一天,父親的一位朋友送來一團黑乎乎的東西,讓我們嘗嘗,吃時倒沒啥邪味,也不太牙磣,就是拉不出屎來。后來聽說那是來自遙遠的本溪湖底的淤泥。湖泥在沉睡了千萬年之后為饑餓的中國人充饑,成為物盡其用的模范,想當初肯定沒有這個雄心壯志。
 
對這種局面,在晚些時候召開的七千人大會(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上,劉少奇說,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在中央領導層,關于“三面紅旗”的認識,有著若明若暗的分歧,毛澤東在檢討困難的原因時,只是認為在“三面紅旗”之下,“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無論如何評價,人們都是實實在在地在苦難中掙扎了幾年,飽嘗了天災人禍釀成的苦果。
 
這一年,我們家同全國一樣,禍不單行。10月1日,國慶節,又恰逢中秋佳節,三弟連德同隔壁李金拴的二丫頭在小東路商店門前馬路上遇到車禍,二丫頭從車輪下爬出來,毫發未傷,三弟卻慘死在車輪下。三弟那年5歲,家中僅留下他一張小小的照片:照片上的小人兒是小姑娘打扮,那是父母盼閨女心切,特意把他打扮成這副樣子。可憐天下父母心,取名連德,卻終歸沒能連上。我們家孩子的名字都是母親給取,我埋怨母親名沒取好,要是不用這個“連”字,或許不會出事。會不會是天意?誰說不上來。
 
姥姥沒能熬過那個嚴冬,臘月二十八咽的氣,大年三十送殯。姥姥歿的頭天晚上,我還要擠在她的被窩里睡,哪里會想到疼我愛我的姥姥會永遠離開我呢!那年我14歲。
 
一連串的打擊,父親的牙掉了、頭發白了,開始有人叫他老董頭。那年,父親才48歲。
 
李榮華爺倆從山東逃荒住在我家,榮華他爸在年前也死了,說是有這病那病,腿腫得有小杠子粗,按個坑好半天彈不起來,其實就是餓死的。
 
那年,全國餓死幾百萬人。
 
第二年夏天,我憑真本事考入了沈陽市第一中學。上學放學,都經由沈陽造幣廠的后身,冬去春回,花開花落,三年走了800多個來回。那時橡膠質量不過關,穿上白球鞋,鞋面好好的,鞋底早早磨穿,露出圓圓的兩個腳后跟,害得腳又疼又癢。即使這樣,鞋也舍不得丟掉,墊上點東西湊合著穿到鞋幫壞了才扔。
 
提起沈陽造幣廠,得羅索兩句。位于大東門外的造幣廠,是全城破天荒第一個使用大機器的工廠。當年駐陪都盛京的將軍依克唐阿是位頗有見地的人物,他鑒于在流通領域里原有舊制的貨幣形式,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他在光緒年間的1896年就奏請清廷,建立奉天機械局,鑄造銀元,得到朝廷恩準。在依克唐阿的主持下,從天津的德國禮和洋行購買了鑄幣機器和鍋爐,兩年后投入生產。當時鑄造的銀幣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和半角。隨著時代的發展,又生產過龍洋、銅元、雙角小銀元、大銀元等。經過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百年之后,這里卻仍然是一座造幣廠,仍然在為共和國鑄造著人民幣和各種紀念幣,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在清末開中國大機器生產先河的沈陽造幣廠,笑到了最后。
 
依眾里的房子比原來的寬敞,三間高大的瓦房,中間那間從中間分開,一家一半。李家住西,我們住東,住的是東邊和北面那半間。大躍進時形成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早己喪失殆盡,父親在后窗安上了手指粗的鐵條,也沒能擋住風起的盜賊,掛在墻上的衣服被從窗縫偷走,按行話說叫做“釣魚”。好在衣服中的錢不多,上幾天火也就過去了。
 
1964年夏,家又搬到位于小東門附近的育英里2號。我們習慣上叫它“小角門”。房子又上了一個檔次,正房五間,第二房管所所長崔德勝、區局人事股長蔡玉滿從東邊數各住了兩間,我們住了西邊一大間。西邊廂房開了個角門,角門邊上有一大間倉房。走過院子,我們家在前邊還有個小小的院落,院落前還有一間門市房。門市臨街,西鄰一家理發店。街道辦企業,曾利用這間房開過謄印社。謄印社的業務主要是描圖、曬圖,文革時還印過紅衛兵袖標。描圖時看著挺好玩,曬圖時有一股臊味,特別難聞,那是氨水的味道。開謄印社留下了兩件東西,一付三角板,一個木制的描圖版。這兩件東西我一直保存至今,描圖版做了面板,平平的三合板面,特別好使。
 
在小角門,鄰里關系處合得挺融洽。崔德勝、蔡玉滿是父親的同事,同朝為臣,互相總有些照應。弟弟妹妹小,還不懂事。記得一次,崔叔下班回來,五弟智德大叫:“崔嬸,崔嬸,你爸回來了!”逗得滿院子人笑了四五天。
 
還有一次,不知怎么同前院大偉他們哥兒幾個打了一次架。他們那個陣營上陣的將帥都有誰記不清了,記得我方陣營是空前強大。我們哥幾個除老五上不去陣之外,還有玉山、榮華。仗打得天昏地暗,老四舉起從廁所掏出來的冰塊打了人家的頭,差不多的參戰人員全都掛了彩,一位拉架的大嫂丟了手表。折騰了幾個小時也沒分出個勝負,鬧得空忙一場。
 
真是應了那句老話,“不打不交”,兩家的關系打那以后反倒越來越密切。特別是二弟長德和大偉,倆人在一起琢磨著裝半導體收音機,還做了土電話,前院后院扯起線來“打電話”呢!
 
小角門對過就是大東食品廠的生產車間。一天,我們偶然發現一間屋子里是糖紙倉庫。于是,我們有了活干,時常趁沒人的時候往外偷糖紙。這回實在是“偷”,這個詞不能再回避了。偷的辦法是,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綁上一根粗鐵絲,鐵絲的頭上窩一個鉤,就從窗戶上的鐵條中間往出鉤,有時居然能鉤出整整齊齊的一小捆,伙伴們便樂滋滋地躲到僻靜處“分贓”。剛從困難時期過來,沒啥好糖吃,糖紙自然印得不好,收藏一陣子覺得沒趣,就又放棄,轉而去玩別的了。
 
在小角門,我參加了工作,開始品嘗步入社會的苦辣酸甜。
 
參加工作以后,心思放在單位,[堅持寫好深圳搬家公司博客]房前屋后的事遂不再上心。
 
打我記事起,沈陽城里便不見了老城墻,可它卻像一幅老照片,完好地封存在記憶里。這是由于在沈陽城里的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距老城墻最近的地方小津橋。老城墻是城市最初的輪廓和縮影,城墻的消失,正像當初崛起時一樣,全是定數,就跟我們注定要搬到它的墻角下一樣。老城還殘留下一段,是很小的一塊,叫九門口。我曾到殘墻斷壁那兒去過,僅有一次,滿目蓑草,沒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記得,低矮簡陋的民房擠著蓑老的城墻,讓人喘不過氣來。九門口作為文物一直保留到今天,而我卻再也沒回去看它。
 
從小角門搬到小津橋的這次搬家最近,我們住上了樓房,是在一棟紅磚小樓的底層。震撼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沒有“躲進小樓成一統”(魯迅詩句),小樓的生活再也吸引不了我。
 
待1969年3月再次搬家,[深圳搬家風雨路] 則搬到了遙遠的北票,再也不在沈陽折騰了。請原諒我多次使用“折騰”這個詞,這并不是由于我的詞匯太貧乏,而是因為“折騰”二字太準確、太恰當了,只要你想起它,就不會再去用別的詞。
 
窮搬家,不就是窮“折騰”嗎?如今,那幾次搬家已事隔30多年,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兒時和少年時住過的那些房屋早已不復存在,就連那座當時算是比較先進的紅磚小樓,也煙消云散,蹤影全無了。留下的,只有些殘缺不全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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